中国投资研究网

用户名:

密 码:

010-80782106 15611620612

可行性研究报告

您现在的位置:中国投资研究网 > 产业研究 > 产业分析 > 困局与破局

产业分析

更多>>

困局与破局

2011-12-30 10:26:19 来源:中国投资研究网 【字体: 【收藏本页】【打印】【关闭】

更多

核心提示: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发生过抵制舆论监督的事件,不少记者被殴打或围堵,粗暴践踏了媒体的监督权与群众的知情权,让舆论监督面临不容乐观的社会环境。最近一段时间,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的事件接连不断,呈频发高发之势,保护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迫在眉睫。


关键词: 困局 破局 媒体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发生过抵制舆论监督的事件,不少记者被殴打或围堵,粗暴践踏了媒体的监督权与群众的知情权,让舆论监督面临不容乐观的社会环境。最近一段时间,打击报复舆论监督的事件接连不断,呈频发高发之势,保护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迫在眉睫。

  一系列抵制事件让舆论监督困难重重

  最近两个月,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了一系列抵触舆论监督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舆论监督被蒙上一层阴霾,媒体及记者因自身权益屡遭侵害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事件一:7月7日,《江西日报》在C叠都市新刊头条刊登《中纪委文件刚下发 景德镇市邮政局仍顶风违纪》一文,曝光景德镇市邮政局组织副科级以上干部去日本公费旅游。当日,该报在景德镇的许多订户发现,刊发此文的版面缺失,有人指称市邮政局“封杀”省委党报。市邮政局证实缺版事实,称因抗洪导致丢失。但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显示,7月7日中午,市邮政局投递局负责人揭细苟在副局长周红军的授意下,组织有关人员加班加点,花4小时将4022份《江西日报》逐一打开,抽出刊有对其单位进行舆论监督报道的C叠,扣押在市邮政局办公室不予投递。

  事件二:7月28日,一则关于“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全国通缉”的报道,引起浙江丽水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此前近一个月以来,在其供职的《经济观察报》发表多篇文章,质疑在中国中小板上市的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通过他人伪造土地使用权、从上市公司套取资金等问题。遂昌县公安局于7月23日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丽水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遂昌县公安局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仇子明赔礼道歉。

  事件三:7月29日下午4时,《华夏时报》华南新闻中心女记者陈小瑛接到自称为深国商爆料者刘先生的匿名电话,其表示看过该报之前有关深国商的报道,愿意反映更多的情况。陈小瑛与其约好晚上6时30分在上海宾馆附近见面,随后刘先生以车坏、找不到地方为名,几次更换见面地点。当晚,陈小瑛在华强北振中路天虹商场南门口星巴克旁边按对方约定等候,多次拨打对方电话仍不接,正准备离开时,约22点14分,一彪形大汉突然用拳头对陈小瑛头部攻击五六拳并辱骂,随后扬长而去。经检查,陈小瑛头部有轻微脑震荡。

  事件四:7月30日下午,霸王集团员工洪某带领3名男子前往《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采用威胁、谩骂、推搡等手段,冲击、滋扰报社办公区。霸王集团一度声称参与冲击事件的洪某系公司员工,其余3名男子只是洪某的友人,而且冲击事件系员工个人行为,拒绝向报社道歉。后来,霸王集团总裁万玉华去报社致歉,证实相关肇事人员均为霸王集团员工。霸王防脱洗发液被指含有致癌物质二恶烷后,《每日经济新闻》调查采访发现,霸王产品在批件上有一些公众无法理解的问题,“中药世家”一说含有夸大宣传的成分。

  事件五:8月1日下午4点半左右,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记者周广甫采访郭德纲别墅疑侵公共绿地一事时被拒绝,并遭郭德纲弟子李鹤彪殴打。经诊断,周广甫头部外伤,头皮血肿,左右肘关节脱位,并有轻微脑震荡。8月5日,李鹤彪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予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处200元罚款。

  找准舆论监督难的瓶颈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过,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调整不断深化,舆论监督触及到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舆论监督不可避免地遇到重重阻力,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接二连三发生的抵制舆论监督的事件足以说明,新形势下的舆论监督遇到新的困难,越来越显得步履艰难。

  一、地方政府消极对待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文明和法制健全的助推器,舆论监督是反映政府事务透明的一扇窗户、政府清正廉洁的一面镜子、反腐败的强大工具。长期以来,一些基层党政部门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存在偏颇,认为舆论监督披露不足之处,是给地方或领导脸上抹黑,是对地方形象的扭曲;记者不报道工作成绩,在鸡蛋里挑骨头,打击干部的积极性,泄劲而不鼓劲;记者不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度,不了解群众上访的真实原因,不利于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对采访设置重重障碍,或拒绝接受采访,或拒绝提供信息,或为“捂盖子”而给记者“塞红包”,或提供虚假材料,或肆意狡辩,或制造假现场……这样,舆论监督层次低、力度小、效果差,造成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重大问题少,监督个人问题多、监督单位问题少,监督外地问题多、监督本地问题少,监督别人问题多、监督自己问题少。

  二、抵制舆论监督的范围在扩大。以往说起不配合舆论监督,就会让人想起党政机关。上述事件却表明,不仅个别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粗暴对待媒体监督,个别名人、富人以及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更无视舆论监督的神圣权力,对其蛮横地加以侵犯。在西方国家,媒体监督主要针对公权力和社会公众人物。在我国市场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必须腾出手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如果新闻媒体不参与上市公司的监控,上市公司很可能会成为侵犯投资者利益、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发源地。上述一系列事件警示人们,对舆论监督的轻视、蔑视和横加干涉、打击报复现象,正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并有蔓延之势。舆论监督不单是在监督政府工作、调查重大利益时受到阻挠,而是随时随地都可能不受尊重,记者的人身安全难以保证。

  三、说情风盛行。舆论监督本来就难搞,好不容易采写的稿件常常中途夭折,有些发表了的批评报道很难跟踪采访,这就是媒体最头痛的说情风在作怪。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在舆论监督过后,通过各种手段阻挠舆论监督的顺利实施,或递条子、打招呼,或登门拜访、请客送礼,或找领导疏通关系,或给媒体施加压力,使稿件被迫撤掉、“枪毙”。结果,不仅记者的辛苦付诸一炬,而且被监督的问题依然不能重见阳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论监督研究》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导致舆论监督稿件无法正常刊播的原因中,“说情阻挠”以37%的比例高居首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广电系统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说情风”现象“严重”的选择率,广播为25.6%,电视为37.4%。两项不同调查结果的比例相差无几,十分接近,很能说明问题。

  四、专门法律法规保护缺失。《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党的十三大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均提及“舆论监督”。《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正式实施。2005年3月24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应该说,党和国家对舆论监督是高度重视的。但是,上述由宪法中公民权利派生出来的舆论监督权在现实中是一种不完整的权利,我国尚无法律法规对“舆论监督权”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专门的新闻舆论监督法,支持和保护舆论的法律依据还不完善。这种现状决定了当前开展舆论监督不可能完全放开,一旦记者进行舆论监督时遭到干扰和阻止,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无力按新闻传播规律正常开展工作。

  五、舆论监督自身存在不足。我国的舆论监督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本身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报道不严密,事实有出入,数据不准确,损害舆论监督的公信力;有的以偏概全,只反映某一方面意见,监督效果打了折扣;有的把已解决的问题拿出来曝光,舆论监督成了“马后炮”;有的为追求轰动效应,抓住一些没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刻意渲染,大肆炒作,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少数记者要挟批评对象,索要财物,牟取暴利,败坏舆论监督的声誉。比如,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事故中的“封口费”事件、河北蔚县煤矿井底炸药爆炸事故中记者收取“好处费”、山西繁峙矿难中的“金元宝事件”等,暴露了其中存在的“猫腻”,让新闻界蒙羞。更要命的是,这些新闻界的少数个案影响了舆论监督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破解舆论监督困局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不断推向纵深,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舆论监督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各界应更新观念,从实际行动上理解和支持舆论监督,群策群力,完善和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舆论监督制度和法律体系,强化舆论监督的职能和权益,让舆论监督焕发蓬勃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一、加大宣教力度,让接受舆论监督成为常态。

  众所周知,公众非常欢迎和赞赏舆论监督,但一旦监督到自己头上,就对舆论监督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态度。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广泛宣传,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让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到,舆论监督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利于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弘扬正气、针砭时弊、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无论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团体及其工作人员,还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及其员工,都要支持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的采访活动,以披沙拣金的眼光、虚怀若谷的心态和“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把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的“晴雨表”、矛盾的“减压阀”和民意的“直通车”,借助其有效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而不是封锁消息、隐瞒事实,或是以行贿、说情等手段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更不能以粗暴手段打击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为舆论监督营造宽松、顺畅的社会氛围。

  二、借鉴地方新规,加快舆论监督立法进程。

  一直以来,有些地方政府主动出台支持新闻舆论监督的办法和规定,为当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提供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起到督促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提高效能的作用。

  1999年5月,广东省珠海市颁布《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要求全市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公务活动,除涉及到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企业行为影响社会时,除商业秘密外,都必须自觉地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市委、市政府主管新闻工作的职能部门及新闻单位记者,在履行新闻监督职能进行调查采访时,任何单位、部门、个人都应该密切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抵制、隐瞒。新闻舆论监督涉及的部门对新闻媒体揭露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积极整改,直至问题解决。被批评单位和个人对舆论监督的新闻有异议时,可通过正当途径反映,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扰新闻舆论监督工作。

  2004年6月,中共山西省长治市委宣传部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对新闻舆论监督提出六条基本原则,如实事求是,让事实说话,让当事人说话,让执法执纪机关的专家说话,力求客观公正,不偏颇、不偏激、不偏袒,不当裁判员,不妄下结论。明确了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和内容,可以针对全市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行为;要求凡是被监督的单位和个人,除涉及到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一切公务活动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

  2008年2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

  这些办法大胆“破冰”,锐意创新,为今后制定国家性舆论监督法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参考范本。目前,我国相关的新闻法规对于舆论监督的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已经比较严密,但对舆论监督的授权性规范过于笼统和模糊。我国应借鉴已经出台并实行的地方相关法规,尽快出台关于舆论监督的专门法规,保障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明确违法后必须承担的责任,切实推进舆论监督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加强行业自律,树立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感。

  媒体和记者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应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之所以出现封口费事件之类的丑恶现象,就是因为少数媒体工作者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丧失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在利益驱动下抵不住诱惑,致使舆论监督沦为金钱的奴隶,让崇高神圣的舆论监督事业沾上“铜臭味”。

  广大新闻工作者应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三贴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益。对报道的内容,必须进行认真核实,做到真实、准确、可靠,而不能随便拷贝互联网上的信息加以编发,或是刊播未经核实的来稿,也不能徇私隐匿应报道的新闻事实。记者应严格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加强行业自律,反对和抵制各种有偿新闻、有偿不闻行为,不利用职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或是以新闻报道发泄私愤,更不能以任何名义索取、接受采访报道对象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向采访报道对象提出工作以外的要求。记者在进行舆论监督时,应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获取线索,而不是采取非法、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因报道失实或不当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公开更正,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对违纪违规、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受众心中的负面情绪,增加舆论监督工作的底气。


相关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