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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与消费能力的影响

2013-09-09 20:50:03 来源:中国投资研究网 【字体: 【收藏本页】【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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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2011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


关键词: 人口

  一、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2011年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4‰,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

  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

  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尽管未来几年会有小幅波动,但对劳动力供给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呈下降态势

  2011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8,比上年下降0.16,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出现下降,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显现成效;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8,受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影响,总人口性别比自2005年来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四、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

  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与上年相比,上升1.32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

  五、流动人口继续增加

  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30亿,比上年增加828万人。

  地少人多的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大量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自2004年出现“民工荒”现象以来,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已经逼近甚至跨越了劳动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换言之,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在是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短缺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中国人力资源信息网监测中心发布的全国100个城市供求信息报告显示,2012年2季度全国岗位需求和求职人数的比为1.05:1,自2010年以来需求持续高于供给,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现象已经成为常态。

  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老龄化趋势明显,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经达到9.1%,高于国际公认的老龄社会7%的标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从1987年的16.61%逐渐下降到2011年的4.79%。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趋于上升,从三年前平均34岁上升到36岁,而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则超过38%。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直接影响到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计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15年发生。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是很多国家经历过的,以日本为例,在1970年代初日本经过刘易斯拐点,直到1990年代才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其间日本有20年时间完成向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但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刘易斯拐点刚过便直面人口红利拐点。

  劳动力减少将影响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在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的扩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向媒体透露,根据统计局人口专家的预测,中国未来十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在9亿左右。前几年9亿多一点,后几年9亿少一点。尤其是2013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甚至是负面的因素。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有先例。

  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比如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

  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的前一个十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十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可能降低,近几年农民工供给趋紧是一个迹象。

  另一个补偿因素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去年的4.08%,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供给,平均生产效率增加。

  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结构要调整,要改变过去依赖低端劳动力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在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技能错配的失衡。

  近几年,一方面,有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

  工作年龄人口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数在过去十年增速明显下降,而同时,中学和大学入学率有较大提高。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显著下降,但是现有经济结构对低端劳动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资上升压力增加。

  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但受限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对此类劳动力需求增加不够快,工资增长较慢。

  总体来讲,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 (未来2年-3年增长率大幅下滑,然后是绝对数下降)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年-10年显著放缓。城市化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将部分抵消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下降的影响,但难以完全弥补。

  依据我们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的估算,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估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在8%-9%之间,和过去十年平均10%的增长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增长将进一步下滑。

  首先,由于人口规模总体上升,对商品和劳务的社会总需求仍在上升,但劳动力供给却有下降趋势,从而使供给方面的增长率与需求方面的增长率出现差距,这将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长期化。尤其是3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持续回落,会使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物价上涨快于平均物价上涨速度,从而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影响。

  人口变化对通胀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支持经济高增长转变为控制通胀。

  其次,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再次上升。由于全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加大,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意味着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更重要的是工资上升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同时工资上升和老龄化均会推高消费,拉动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较快下降。最悲观的估计是,2016年后贸易顺差将开始由正转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化,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及时有效协调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等。

  再者,鉴于上述情况,劳动力供给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也表明需要抚养的人口上升,从而导致有可能的人均财富下降。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至0.11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抚养比的上升,与人口年轻化抚养比的上升有截然不同的含义。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抚养成本的双倍增加和医疗费开支的80%提前使用,而且表明未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增加,抚养成本可偿还且有结余,而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是净支出,偿还基本无望。

  由此,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开支代际偿还来源片面会使当期社会运行成本上升,从而对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全社会层面的国家资产负债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其中对财政的可持续性威胁最大。这就需要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立即开始规划构架,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年轻劳动力的逐步减少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带来工资上涨的压力,并给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带来挑战。虽然制造业大都可以通过投资和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力,服务业提升劳动生产力的空间相对更困难并且需要更多政策和体制上的改革,因此结构型的通胀压力可能上升。

  消费市场

  人口因素是影响我国消费品市场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这是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人是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主体;人是市场三要-素(人亏商品、购买力)的决定要素;人口的数量、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就业人数、社会购买、商品周期;形成不同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等等。因此,要研究我国消费品市场的需求趋势,不能不对我国人口变化因素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我认为,就影响我国消费品市场的人口因素来说,可以从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两大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以便能更准确地把握其对消费品市场的实际影响程度。一在此,本文只从人口的自然构成方面加以分析、探讨。口老龄化逼近,预示老年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关于人口群年龄结构基本类型的划分,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种:年轻人口型、成年人口型、老年人口型。当少年儿童人口比(0~14岁的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40%以下,同时老年人口比(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5%~10%,年龄中位数在20~30岁时属成年型人口。按这个标准进行衡量,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属典型的成年人口型,但已经逐渐向老年人口型过渡。特别是50~54岁年龄组形成的驼峰,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种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将会对有关老年人口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提出较强的需求,尤其是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会增加,并进而引起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迫切需要社会服务系统、社会保障系统进一步完善以适应老龄社会的到来。

  总结与对策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方面:

  (1)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主要影响儿童用品市场和初级教育市场的消费,抑制了相关产业的规模的同时促使其结构升级;

  (2)青年人口的增加主要扩大了高等教育消费,同时也该人口开放的消费观念会促进电子、电子商务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服务行业的兴起;

  (3)巨大数量的中年人口,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他们稳定的经济实力会促进中高端消费市场的扩张,同时,他们强烈的投资欲望,会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4)我国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这必定会促进老年人消费市场的开发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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