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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报告

规划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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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

2011-12-30 10:29:10 来源:中国投资研究网 【字体: 【收藏本页】【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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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近一年来,在讨论“十二五”的规划中,有专家学者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的五大发展动力”,说“假定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1000多万人进城……,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有的学者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因此会将中国经济再“持续30年高增长”。有的学者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呼吁赶快消除户籍障碍,把大量的农民聚集到城里来。有的并且搬出国外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人均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势不可挡地必然会出现“城镇化投资建设高潮”。


关键词: 十二五 城市化 建设

      “十二五”计划明年开始启动。“十二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五年,是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发展建设思路、理念的五年。

  下面,针对“十二五”大规模兴起的城镇化建设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一.“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大规模城镇化建设。

  近一年来,在讨论“十二五”的规划中,有专家学者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的五大发展动力”,说“假定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1000多万人进城……,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有的学者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因此会将中国经济再“持续30年高增长”。有的学者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呼吁赶快消除户籍障碍,把大量的农民聚集到城里来。有的并且搬出国外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人均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势不可挡地必然会出现“城镇化投资建设高潮”。

  这些观点和呼吁,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不无道理。但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说,偏执强调某一观点而不顾及其它因素,可能会引起“短板效应”而事倍功半。

  “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去大量投入钢筋和水泥。

  “城乡一体化”,是基于“发展红利”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世界经济由“国际分工”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理念。它表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由于生产力要素组合的趋好、资源配置的优化、专业分工的趋强、发展成本的趋低,将使“发展红利”呈“非线性”增长。比如,乡级经济规模向地市级经济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而从地市级经济规模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举个简单的例子:乡里为发展经济要修一条马路,但乡级财力不够,修不起,市财政有此财力,经统筹规划,修出了这条路,实现了乡镇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市级经济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城市向农村的投入和付出,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个“反哺、多予少取、一体化综合配套”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培育农村的“造血机能”,并最终使农村,乡镇由这种“外生性”的支持转向“内生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所以,“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跑马占地”、“搞房地产”,绝不是又回到30年来“搞投资建设高潮”的老路上去。“造血机能”是一步步培育,拿什么去立即“大规模投资”?只能是负债累累。它是个长期的慢热过程。

  现在,虽然全国都在积极制订“城乡一体化”,但其思路和做法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哺、造血、一体化配套,另一种是借此又大兴土木、大搞城镇化建设,以期用高投资再推高GDP。从当前国务院对控制房地产的“国十条”发布近4个月了,但多数省市的“实施细则”仍迟迟不见出台,即可见其习惯势力和惯性的强大。

  二.二十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带来的反思

  20世纪,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出现了“城市化”高潮。城市化是20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现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情况及引发的问题,列举如下:

  ★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

  ★拉美国家是快速城市化,在人均3000~5000美元时,他们就实现78%的城市化率,从70年代开始仅用了20多年时间,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由于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故这一社会群体收入较低但相对稳定,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拉美国家普遍第一第三产业较强,但第二产业长期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印度的城市率为30%,其中约35%是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他们大多来自没有土地的农民,就业不足,收入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政府财政对此没有什么作为。

  ★东亚模式: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保持制造和加工业的竞争优势(他不象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制造加工业具有全球扩张特征,市场是全球性的),是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东亚特点: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福利保障低。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化水平已达65%,由于土地、房产私有化,可变现,有一定资本,故城市中80%以上居民都有私房,迁居的农民在城市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新加坡:韩国“城市化”中,政府出资建房,解决了1/4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新加坡采用政府补贴的“公屋”形式供中低收入市民居住,而高收入者则自购高价商品房解决。

  城市化的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人口及就业压力、资源与环境承受能力、社会问题三大类,细分又可以分解出若干类问题。

  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贫民窟”,把我们所说的“城乡二元化”(城市居民,农民)变成了拉美和印度的“城市二元化”(富民,贫民)。

  拉美的“贫民窟”还能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而印度的“贫民窟”则政府无力承担,更惨。两国的居民收入常期处于停滞装态,严重贫富分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模式则是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以保持制造业和加工业来转移劳动力。城市化率低。

  台湾等“四小龙”,由于农民进城和手中有钱(土地私有化,土地分配比较平均,可兑换成大量资金),且当时大批农民进城是在房价地价低廉时期,并有大量就业机会,故虽城市化率高,但较好解决了住房和就业问题。韩国和新加坡则由政府“公房”解决了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

  在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城市化率较高,有些则不高,在经济发展状态中,像拉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龙”则成功突破陷阱。

  三.中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推行城市化道路

  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一味强调GDP,结果带来了资源超常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有其“后发优势”,我们应该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少走弯路,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发展自己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中国的特点是:

  我们今年即可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同时我们又是人均GDP排行世界104位,人均收入排行全世界109位的“大国”;

  我们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按照09年的消费量,我国剩余的石油资源仅可供7.08年,铁矿资源16年,天然气39年,煤炭108年的国家;

  我国劳动力人口接近8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而我国的生产量(GDP占比)却不足他们总量的十分之一,劳动力怎么安排。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与其它国家类型相比所没有的特色。它不是拿一个“人均收入达3000~5000美元”就必然会掀起“城市化建设高潮”的理论能“套”住的。

  我不同意当前大搞什么“城市化建设高潮”,我主张“分步、梯次、渐进发展”,而且我认为,这种大搞投资高潮式的“城乡一体化”,并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不均衡的旧格局。

  其论据如下:

  (一)大量失地农民入城,无法就业怎么办?

  我国当前城镇率是46.6%,按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平均速度,“十二五”末将达51.6%。从中国人口年会上得知,“十二五”末的全国人口将达13.9亿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将会约有6950万失地农民变为城镇居民。

  而据劳动部门的数据是:“今后一个时期,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2010年新进入(城镇)人口资源市场的劳动力将达到1500万人。……此外,每年还需要转移大约800~9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另外,据2009年财政部、商务部、全国总工会三个部门的预计:“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比人保部提供的数据高出近1倍。

  也就是说,若按人保部低端数据分析,按经济正常发展年份,每年还有1200万(原城镇300万,农村转移城镇800~900万)人处于失业和待就业状态。

  五年中,就是6000万失业和待业人群!

  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为数据不透明。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城镇登记失业率4.3%,……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此数据,按劳动力=失业人数/失业率的公式推导,则计算出城镇劳动力总数为2.13亿人。怎么回事?!国家正式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子就少了2亿职工?连小学3~4年级的孩子都会推导出这个数据不准。我是比较信服中国社科学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6%的数据,我的测算与它差不多,也是在9%左右

  但是,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

  如若是4%的失业率,我们可“高枕无忧”;但如若是9%的失业率呢?就要“全民总动员”了。两组不同的数据,将会误导中央的重大决策。

  何况,这5年内若再增加6000多万的失业人群,原来的“失业率”不管是4%还是9%,都要被提到15%以上!将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

  有的学者提出解决方案:用加大第三产业的GDP占比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却是书呆子“闭门造车”,缺乏一线的实践。要知道,若要把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3.35%提升到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53%,这意味着每年第三产业至少要增加3.3万亿的产值,相当于在09年GDP原有9.1%的增速上再加9.6个百分点。而这种3.3万亿产值增加的配比变化,至少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才能显现。我们从2004~2009年5年时间中,第三产业占比仅提高3个百分点。故加大三产的配比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同步”,6000万的就业问题仍不能在“十二五”解决。

  故思路是好的,但缺乏系统工程分析(后面还会论述)。不能同步解决,就仍是个大问题。

  按“人口红利”观点,我国在2009年将达最高获利点,但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仍会继续增加,预计到2017年达到峰值,为10.01亿劳动力。故“十二五”仍是解决待就业问题的“高峰期”。而人口的总量高峰,将在2032年左右出现,达14.7亿人左右。

  我们难道不能对农民进城“先抑后扬”,使“进城”与“三产”的调整基本同步吗!而在今后5~10年期间,通过加速中小、卫星城市、镇、乡的建设,大量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的一种规划思路,是否可降低“改革成本”呢?

  (二)5年内6000多万农民进城,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

  我国人均资源匮乏,且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兴起,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承压力还很脆弱。

  如淡水资源供应,全国667个城市中有420个城市缺水,近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如垃圾处理,城镇居民每人每年保守估计产生 200公斤生活垃圾,城市每年将产生生活垃圾1.2亿吨,当前至少有120多个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中。一些专家建议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市中,但他忘记了城市生态和能源承载力。

  以北京为例:按国务院审定的北京的城市规划,北京常住人口“十一五”应控制在1200万人左右,但截止去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约726万人。从2006年起的4年内,北京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其中70%是流动人口。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将远远超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其结果是:

  ·2009年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者比例高达18.3%,北京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预计2020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29%;

  ·98%的能源要靠外地调入;

  ·近1/3的用水要靠消耗水库库容和超采地下水供应;

  ·在全国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北京被排倒数第六;

  ·交通:六环内日出行3500万人次,拥挤不堪;

  ·教育:教育资源的40%要用于外来子女义务教育上;

  ·治安:9成犯罪系流动人口所涉案。

  这是北京首都当前的状况。700多万人的涌入,已使首都生态、能源、资源、交通和政府财政的承载能力重不堪言。而随后的10年,又将再涌进600万流动人口和面对29%的老龄社会问题,压力可想而知。

  故考虑提高“城市化率”,还要同时考虑到城市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缺一不可。据住建部的调查显示:一个城市居民消费的能源,相当于3个农民消耗量。另据报道,我国前期规划中要求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但实际上,我国今年已接近29亿吨。“加大城市建设”,“加快农民进城”,只会加大这种不平衡,使之恶性发展,而不是缓解和消除它。而若加快乡镇建设,农民生活提高了,使其“离土不离乡”,既缓解了城市就业、城市生态和能源的压力,又促进了社会和谐,我以为,这才是一种更好的思路。

  (三)靠投资率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已经不能长此为续。

  在很多各地“十二五”规划和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不管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高速”、“20年高速”、“30年高增长”,其中都把“投资加速城市化”作为了“主要动力”。这或多或少地又回到了“投资为主导”的老路上。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35%以上,截止到2008年,平均投资率为37.4%。2008年达45.1%,2009年更达到92.3%。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高投资率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的确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还有“投资边际效益”和“投资机会成本”两个量要考虑。考虑到这两个参量,靠投资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将不可长期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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